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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被视为对该原则的表述。张明楷教授指出，减少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现象的最佳路径是立法机关频繁修改刑法、迅速增设新罪。但前述做法不利于保持法的安定性。为减少前述现象的发生，能够最终靠发布指导案例供各级法院参照的方法来统一司法适用标准，以减少类案不同判的案件发生率。基于此，笔者选取本篇文章以期了解我国司法实践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谈谈读后感悟。

　　文章作者及简介：刘银龙，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刘志伟，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摘要：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是一个必须要论证的重要问题。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底线，法官不能法外施刑。与民事案例指导制度不同，中国特色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必须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其本质上是一项法律适用机制，而非造法机制。刑事指导性案例是在遵循现有成文法律与司法解释的框架之下进行的释法活动，为类似案件提供审判标杆，统一司法尺度。刑事指导性案例功能发挥的路线为：抽象法律→司法实践→指导案例→具体规则→司法实践→同案同判。可见，刑事指导性案例不仅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还与罪刑法定精神相契合，在明确法律内涵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具备极其重大作用，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成文法律与司法案例的有效结合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真谛。

　　本篇文章聚焦于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这一问题，从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该制度系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证与强化这两个方面论证了该制度的合理性与有用性，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要对该制度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之情形进行提防。

　　在论证“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时，作者首先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为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并指出基于限权思想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包含法益保护功能。接着作者从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坚守罪刑法定原则、该制度并无法官造法这两个方面论述了该制度是以成文法为主、以案例指导为辅，在不影响成文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前提下的中国特色案例制度，并未赋予法官“造法”的权力。

　　在论证“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证与强化”部分时，作者从该制度有利于促进刑法规范的明确化、有利于促进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这三个方面论证了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有用性，并总结归纳出了该制度功能发挥的路线为：抽象法律→司法实践→指导案例→具体规则→司法实践→同案同判。作者由此总结得出：指导性案例对抽象法律的解释弥补了立法与司法解释的不足，促使了刑事法律的真实含义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落实。

　　在论述“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之提防”部分时，作者指出，尽管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但需警惕潜在风险：一是防止法官借解释之名行造法之实，需确保案例解释不超出刑法用语含义；二是避免立法机关依赖案例规则而怠于完善成文法，应及时将成熟案例规则上升为法律规定；三是提升法官识别类似案例的能力，避免因案例比对不当导致作出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裁判。

　　这篇文章让我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我国的法官未被授予“造法”的权力，只能根据现有法规范作出判决。这也让我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因为法律只有被运用于司法实践才不会被束之高阁。由于该制度具有我国特色，这也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运用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这篇文章同样让我认识到，该制度虽好，但仍存在法官造法的风险、存在立法机关懈怠立法的风险，同时还存在法官类案识别能力不够的挑战，文章中指出的三处不足也为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解决思路。据此，我有如下感悟：

　　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刑法的灵魂，减少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现象的最佳路径是立法机关频繁修改刑法、迅速增设新罪，但此举并不利于保持法的稳定性。而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不仅不会有损法的安定性，还有利于防止法官无视法律规定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此外，法的生命在于实施，但法律规范具有抽象性、法律词汇具有专业性，一般人无法准确识别部分法条的含义，刑事指导案例则有利于将抽象的法律通过个案的形式具体化、明确化。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刑事指导案例制度与英美国家的判例法制度有质的区别——该制度并未赋予法官以“造法”的权力，而是在符合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下对个案进行法律适用。也即，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对个案进行法律适用。因此，在对法律进行解释与适用时，需要严格按照解释规则，不得对法律进行类推解释，也即，解释后的词义范围不允许超出国民可预测的范围。与此同时，对于词语的解释也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及时将公众具有普遍认识的词义吸收进词语解释的范围，方能既保持法的稳定性又能尽可能地减少法一经制定便会产生的滞后性所带来的影响。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好处还在于，有利于减少实践中类案不同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细则》第9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相似的，应当参照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此外，《〈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细则》第11条第2款规定，如果公诉机关、诉讼代理人运用指导案例说理，法院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该指导案例并说明理由。前述规定有利于刑事指导案例制度的适用与推广，更有助于人民对法院做监督、提高人民对法律的可预测性。这是因为，人民能够最终靠对比指导案例与在审案例的异同，结合本案的特点大概预测法院的裁判结果，若该结果与指导案例相差过大，人们将有合理理由怀疑法院是否公正司法。

　　另外，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也有一定的可能推动中国法官角色的悄然转型。文章中指出，案例指导制度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与限制，但本文同样强调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法官们精当解读法律的能力。也即，这一制度既被用来约束法官，同时又依赖法官的智慧来生产优质案例。这便意味着，我国法官的角色正在从所谓机械适用法律向积极解释法律并通过裁判参与规则形成过渡。此外，根据《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后文简称《最高法规程》）第28条之规定，在案例撰写、报送与筛选等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过程中，法官的释法能力慢慢的变成了绩效考核的一部分。

　　为了防止刑事指导案例制度最终演变为“法官造法”而背离“释法”初衷，也为了该制度能够更好地推广适用，作者觉得，可以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和完善：

　　第一，强化类似案件判断的方法论指引。承办法官决定对指导案例参照与否的前提是能够准确判断在审案件与指导案例有没有类似性。未来应继续落实《最高法规程》第27条之规定，加强法官对案件关键事实比对、争议焦点归纳、法律问题同一性识别等方法论的总结与推广，为司法人员提供可操作的技术工具，减少因比对失误所导致的适用偏差。

　　第二，优化案例数据库的智能应用。《最高法规程》第26条之规定强调了数字案例库的建设工作。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协助突破类案识别困境。可通过该技术开发更加智能的案例推送、相似度比对、裁判结果预测以及偏离预警系统。这不仅能减轻法官检索负担，还能通过技术方法为类案同判提供辅助支持，同时能将司法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导到区分论证和深度说理上来。

　　第三，健全案例的动态管理与退出机制。《最高法规程》第23之规定建立了入库案例宣告失效和动态调整的机制，在具体操作的流程中应确保这一机制反应灵敏、运转高效。也即，不仅要将被新法取代的案例及时清洗整理，还要通过专业评估程序将因社会变迁、司法政策调整而不宜作为标杆的案例及时出库或者替换，保持案例库的新陈代谢和时代适应性。

　　综上所述，我国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在坚守罪刑法定这一现代刑法基石的前提下，对成文法传统进行的一次富有智慧的增效升级。它不是对英美判例法的简单模仿，而是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土壤的自主创新。它通过将鲜活的司法实践经验转化为可供共享的知识结晶，在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规则的统一与个案公正、法官的能动与约束之间努力探寻着最佳的平衡点。尽管前路仍有挑战需要克服，制度细节有待打磨，但其朝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迈进的方向是明确的。最终，一个以成文法为体、以案例指导制度为用的相辅相成、有机融合的法律适用体系，或许恰好是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语境下最富生命力的实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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