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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概念界定、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界分的主要见解与评析、刑事诈骗的具体认定。

　　（一）刑事诈骗。英国的《2006年诈骗罪法案》规定，以虚假陈述诈骗、以不披露信息诈骗和以滥用身份诈骗的,构成诈骗罪。《2006年诈骗罪法案》第5条规定:“获利”,包括通过使一个人获得某种东西来获利,也包括通过使一个人失去某种东西来获利;“受损”,包括使一个人得不到他本来可能得到的东西,也包括使一个人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

　　我国的刑事诈骗在刑法分则中有12个核心罪名。有学者觉得可以将其分为刑事诈骗犯罪与刑事化的民事欺诈犯罪。但是作者觉得这一分类的合理性值得怀疑。既然某一欺诈行为已经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就不存在所谓刑事化的民事欺诈。而且非法占有目的是否为所有诈骗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是有待商榷的。作者觉得，凡是法条或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检察机关在指控相关犯罪时,不负有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责任。

　　我国刑法并没有以立法或司法解释专门规定刑事诈骗的定义,但学理上通常将普通刑事诈骗界定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与英国刑法的诈骗犯罪定义相比，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不一样，而且英国诈骗罪是行为犯,我国诈骗类犯罪是结果犯或数额犯。

　　（二）民事欺诈。民事欺诈是相对于刑事诈骗犯罪而言的发生在民商事领域的欺骗行为或欺诈行为。欺诈的基本含义,乃指用虚假的言语或行动来掩盖事实真相,使人上当,或用狡猾奸诈的手段骗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已废止)第68条指出:“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民事欺诈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人以积极的作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即欺骗对方,对他人进行误导或诱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二是以消极的不作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即负有说明真相义务的人不如实告知相对人真相,任由受害方误入歧途,上当受骗。《民法典》规定的“欺诈”是指对交易事项的欺诈,不包括对交易无关事项的欺诈。

　　理论上认为，民事欺诈的成立一定要满足以下四个要件：主观上具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积极虚假陈述或消极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被欺诈人因欺诈陷入错误认识，被欺诈人基于错误作出意思表示。刑事诈骗以民事欺诈为前置行为，二者行为构造基本吻合。

　　（一）主要见解。陈兴良教授认为，对于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之间的区分,应当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和非法占有目的这三个方面做界分。黎宏教授认为，界分重点是是否发生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虚构主要事实。陈少青副教授则认为，应当考虑“意思自治”是否被彻底击穿，如果成立刑事诈骗,则一定是在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无法处理的场合。

　　（二）简要评析。作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评析，其认为陈兴良教授的“对价”标准比较模糊，没明确的价值比例确定。其强调以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区分，但是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刑事诈骗特有的。黎宏教授认为诈骗罪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这一观点存在不当。当诈骗犯罪涉及附带民事诉讼时,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失之间就存在民事法律关系。许多诈骗也发生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其强调以“客观上有无虚构主要事实”作为区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根据，难以与民法理论所谓“欺诈是指对交易事项的欺诈”真正区分开。陈少青副教授的观点具有新意，但是其忽略了诈骗犯罪属于公诉罪的范围,公民个人无权对涉嫌诈骗犯罪的行为是否应当被追诉作出决定或选择，不属于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并且可能放纵犯罪。

　　(一)从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立场正确把握涉案行为性质。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

　　(二)交易(合约)主体是否真实且具有实质内容。要求交易(合约)双方当事人以实际身份而不是虚假身份从事经济活动;具有实质内容,是指双方交易(合约)标的是真实存在的。

　　(三)行为人是否有真实合法履约行为。需有真实合法的履约行为，违法履约（如售卖违反相关章程的建筑）仍可能构成诈骗；

　　(四)不能履约是否有合理解释或事出有因。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经营风险，则不构成诈骗罪。

　　(五)是否有足额担保。在民商事经济活动中,一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虽然有欺骗行为,但提供了足额担保的,也不能按照诈骗犯罪论处。

　　(六)被害人是否了解或知道交易中的虚假信息。被害人明知交易存在虚假信息仍自愿交易的，因“意思表示真实”排除刑民违法性。

　　(七)是否已进入民事处理程序或者已经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结案。遵循“一事不再理”，无法定事由不得重复启动刑事追诉。

　　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在构成要件上具有高度相似性，都存在欺骗行为，错误认识，财产处分等。但是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责任承担是天壤之别，民事欺诈的法律后果是撤销民事行为、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但刑事诈骗则面临刑罚处罚。所以应当准确区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准确适用法律责任，维护司法公正。

　　过去的传统理论在区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区分上，多倚重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这一观点有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在民事欺诈中也存在非法占有的意图，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刑事欺诈的专属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过多的强调以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来区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对于主观目的难以通过客观证据直接证明，既可能将正常的民事纠纷升格为刑事犯罪，也可能因证明困难而放纵真正的诈骗行为。

　　作者觉得，区分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应当对其法益侵害程度进行实质性判断。并且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只有当民事救济与行政规制已无法有效填补损害、修复秩序时，再发挥刑法的作用。结合文章作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对二者进行区分时，不能仅以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区分，还应当综合判断是不是满足诈骗的构成要件，是不是真的存在排除犯罪性事由，如不可抗力、经营风险等。应当考虑交易主体的真实性与交易标的的实质内容，如果交易关系本身缺乏客观实在性，例如以虚构单位名义缔结合同、就不存在的标的达成交易合意等，就认为其具备诈骗罪的外观。对于主观意图的推定，能结合行为人是否实施真实合法的履约行为、履约不能是不是具备可归责性的合理解释。文章中还提到了足额担保，足额担保契合民商事活动风险自担的基本法理，即便行为人存在轻微欺诈行为，足额有效的担保机制既能大大降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风险，亦能反向排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可责性。被害人认知状态则符合民法学理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内核，如果被害人明知交易信息存在虚假性仍自愿作出财产处分行为，其意思表示形成过程未受欺诈行为的实质干预，即丧失了刑事诈骗构成要件中“受欺骗”的核心前提，不应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

　　还应考虑侵害对象的范围及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力度。刑事诈骗的本质不仅是对私人财产的侵害，更是对公共交易秩序与公众信任的破坏。而民事欺诈局限于个体权益纠纷，不具有公共危害性。若行为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如网络传销式欺诈、虚假广告面向众多购买的人，或严重破坏特定行业的交易秩序，如金融领域的虚假票据诈骗、民生领域的医保基金诈骗，则社会危害性已超出民事规制的承载范围，必须动用刑法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

　　文章还强调了刑事政策在二者区分中的作用，也让笔者认识到刑民界分不仅是法律技术问题，也关乎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司法机关既要坚守罪刑法定原则，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正常民事纠纷，为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预留空间。也要避免将刑事诈骗当作民事欺诈处理，避免放纵犯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合法权益。

　　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界分，是一个需要融合法律规范、司法政策、案件事实的系统工程。应当准确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既不让民事欺诈行为逃脱应有的民事责任，也不让刑事诈骗行为规避刑罚的惩戒，最终实现法律适用的精准性与公正性，为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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